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１９３８年６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 　　 　　

    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②。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这一时期前期，茶叶合作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 　　

    上面说过，制茶合作社由吴觉农等先生倡导，战前在祁门、平水等茶区便取得了较大成绩，抗战开始后，随爱国热情的高涨，我国闽、浙、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浙江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１９３８至１９３９二年，浙江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７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７３个，社员４２２６人，组办茶厂９家；温处区４县，建社３２个，社员４２４０人，设厂１５家；遂宁区三县，建社２９个，社员３５７２人，办厂１家；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２３个，有社员４６４５人①。至１９４１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３０７家，社员人数总计达２７８０５人。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毛茶１７０２８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港出口。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的组织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