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临摹超越习画的意义而具有多重的功能，为绘画收藏带来了困惑。景龙二年(708)七月，皇太子亲临国子监释奠，太子左庶子刘子玄劝谏太子舆服从简并提到内府藏画时，就曾怀疑皇室部分藏画的品质，他说：“……今议者皆云秘图有《梁武帝南郊图》，……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理由是：“且观当今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履者;阎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履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作。议者岂可徵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由斯所言，则梁武南郊之图，义同于此。”刘子玄从服饰的变迁中，判定《梁武帝南郊图》为后人所作，而非南朝画迹。[19]“景龙”是唐中宗时的年号，如果武则天时张易之窃换内府藏画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唐中宗时的内府藏画不光是《梁武帝南郊图》存在疑问，就是其它大部分藏画，其真伪也值得怀疑。

    其实，在张易之窃换之前，内府藏画就有不少伪品，如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录》著录的陆探微画目下，就注明：前“十三卷，是陆探微真迹，隋朝官本”，后“十二卷，并摹写本，非陆探微真迹。”明确指出内府秘阁的藏画在唐初时就真伪杂糅。

    对于皇室藏画的真伪鉴定，唐似乎早在武德初就引起了重视。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登录的武德初、贞观十至十九年、开元五、十、十五年、德宗时等朝监掌押署的官员名单显示，凡自民间搜访所得的藏画都需经过严格审查方可进入内府，唐皇室藏画之谨慎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在官员的设置上，似乎也反映了对真伪鉴定的重视程度。《唐六典》卷二在史部郎中职掌条下记：“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秘书省分画直为图画直和丹青直两类，显然在掌理图籍的职能上，两者的设置目的和职使范围是不一样的，前者很可能是掌理图画的甑别和鉴赏，而后者可能是专事绘画。当然，因无旁证，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但据《唐墓志汇编》咸通027《唐故集贤直院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并序》记载：“(程修己)为王府长史，……，上宠礼特厚，留于秘院，凡七年。问民间事，公封口不对，唯取内府法书名画，日夕指其利病。”可知，程修己在任画直期间，鉴定内府秘阁的藏画是其分内的工作。

    除唐皇室重视绘画鉴定外，由于绘画在流通过程中，真伪混杂，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蒙蔽，民间收藏者也同样不敢忽略绘画的鉴定。如“家聚书画侔秘府”的张彦远家在购取画迹的过程中，就曾委托能铨定真伪的孙方颙、男盈、赵宴等鬻画商人为其搜寻真迹，而不愿贸然购画[20]。

    值得注意的是，辩伪知真在唐代已经成为了当时鬻画商人从业的必要的职业素养，除孙、男、赵三人具有鉴真识伪的能力外，张彦远提到的其他几位当时有名的鬻画商人，如胡穆聿、王昌、叶丰、田颖、杜福、刘翌、齐光[21]等，也都“皆别识贩卖”。不仅如此，在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中，唐代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字画鉴定的职业，如《图画见闻志》卷五载：唐员外郎郑赞在任时，曾没收过一盗贼所窃的物品，其中有古画三四幅，因真伪难辩，请“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的某李处士加以辨认。“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说明绘画“鉴定”已经有了职业化趋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