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国庆期间，开始这幅画的草图工作。关于该画的面貌，即艺术风格，我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画的本体，纵向方面；以纪念性和纪实性相结合的样式通过写实的手法来展现。所谓纪念性主要体现在画面构成的理念中，区别于历史档案中新闻图解性的样式。而纪实性主要体现在作品局部及细节塑造，力求历史的真实感。我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受到过对人物严谨、一丝不苟的徒刑方法训练，这种样式较适合我个人的绘画风格；画面构成可借鉴大型军事画创作中对人物、场景进行大幅度调度从而驾驭画面的经验。二是通过横向环境和一定领域来确立自身应有的位置。那几年，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许多传记文学、纪实文学脱颖而出。这些作品在社会和本领域都居有重要的位置。从中我得到了启发，暗下决心，通过一定力度的艺术塑造使作品能超越历史真实记录，占据她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画面构成的纪念性入手，我设计了三个空间层次。中日双方――战胜与投降者，纪实性的历史人物等的组合是该画的主体部分，为一度空间。观礼者――中外宾客和部分联合国成员国国旗的组合为二度空间，该空间强调某种气氛，旌旗林立、咄咄逼人。庄严雄伟的旧址建筑和手执四强国旗（中、美、英、苏）的仪仗兵组成具有一定象征的意义的三度空间。这种空间层次的组合打破以往历史画构图模式，呈现一种具有纪念碑，浮雕式的甚至年画式的崭新构图式样。

　　作为该画主体部分，一度空间中投降席和受降席的人物是整个作品中的重中之重，要“对号入座”也是此画的“点睛”之处。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些人物在这历史事件中的神情表现，翻阅了有关资料，如双方出席中主要人物的传记、这一历史段中相关图片和事件本身的文字资料等。尽力做到心中有数地展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中方最高长官、受降主官，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当时身份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同日本投降主官、驻华日军最高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既是同等军阶，又是同校之友。曾参与“何梅协定”的签署，所谓“亲日派”。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选择了他。在这样的场合中，他是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和神情来担此重任的吧。其左手轻轻拨动桌面是否可以说明其内心的骚动不安？但直立而挺拔的军人姿态又不失风度地展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至于七位日军代表，直接套用历史情节，通过行鞠躬礼来刻画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的神情同样很复杂，一方面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压力，拱手递降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一种不服输，不认罪的心态还流露在脸上。那个士官冈村宁次因为向他的校友投降不免心情要稍微好受些。我在双方军人形象塑造上注意到了上述因素。同时特别考虑到两种不同民族中内心世界的某种差异。只有有深度的、客观的展示中日双方，才能靓丽出这一主体部分的“点睛”之笔。在双方 “对号入座”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刻画的技术处理方面，费了许多周折，最后确定从现实生活中寻觅长相近似的人，按照画中的角度和光线照射来做“模特儿”将其“套改”成当年的“那个”，这种方法在画面里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度空间中集中了整幅画的三分之二的人物，虽不是“点睛”之处，但他们是体现作品力度的源泉，不能轻视对他们微妙之处的刻画。在他们中间要体现：男女老少、政界要员、新闻记者、中外各阶层人士、各国军人及各军兵种人士、各军阶及同军阶相应的年龄层次等等。真是画的我眼花缭乱、情绪高昂。各种参考资料堆起来有几尺厚。除了对面部刻画认真细微外，整体把握上要作到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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