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贤:百苦到老尚谋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秋。故都南京还没有褪尽暑气。虎踞龙盘，古雄关尤在，然金陵王气正慢慢消散。夕阳下，城墙斑驳，墙砖的缝隙间长出丰茂的野草和遒劲的小树。这条洪武皇帝修建的世上最长的城墙，曾试图圈住千里山川湖泊以及万年帝业宗庙，而今只见得千万户寻常百姓人家炊烟四起，在微风中飘散，融进了绵延山林的雾霭。鬼脸城烽火台上的怪松，阴郁深沉，从清凉山上远远看去好似一群形态狰狞的奇鬼猛兽。十里秦淮河上漂浮的血色与脂粉已经沉积，和整座古城一样，都收敛了兵气，于秋风中萧瑟无为。这一年，孔尚任侨寓南京，正在写作他的《桃花扇》。为了使自己的剧本写作不至于“恐见闻未广，有乖信史”，他来南京的几个月里，已经寻访了大量前朝遗老，特别是那些亲历过秦淮旧事的复社成员。中秋前后的一个傍晚，他一人踱步来到清凉山下，看望老友龚贤。两位故交坐在古松下的石凳上追忆前朝往事，并就着刚端上来的一碗煮得烂熟的滚烫豆子喝了几盅黄酒……许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孔尚任的《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一诗时，龚贤的隐居环境以及生活状况依旧历历在目：“我来访衡门，其年已老寿。坐我古树阴，饱我一羹豆，娓娓闻前言，所磋生最后。落日下西林，秋冷橘与柚，驾彼巾柴车，欲别仍把袖。艰难吾道稀，张琴成独奏。①”然而，几乎就在几天以后，老画师龚贤却不幸辞世了。而死亡原因却成了历史之谜。

    龚贤(1618～1689年)，又名岂贤，字半千，一字野遗，号柴丈人、钟山野老、半亩居人、清凉山下人等，原籍江苏昆山，自幼流寓在南京，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画家和诗人。在明末清初的南京画坛，他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号称“金陵八家”。八家彼此画风不尽相同，由于同时同地同负一定时誉而得名。龚贤成就最高，居八家之首。他的画名、诗名都越出了南京的范围，风靡于后世。龚贤的山水画，风格独特而卓越自立；他的诗歌读来质朴清新真挚感人。龚贤的好友王于栋在《赠柴丈》中有云：“一代人称诗画工”②。郭沫若曾说：“半千的诗虽不多，大率精练，颇有晚唐人风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完全弄清龚贤的生平。郭沫若说他的诗不多，是因为此前只能在清代的卓子任、邓孝威、朱彝尊、王渔洋等人编撰的明清诗人总集中见到他的数首诗。直待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安徽歙县文化馆发现了一本精抄本的《草香堂诗集》③，才为研究龚贤的生平、思想和艺术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素材。

    龚贤似乎出身于一个还算富有的官宦之家。他在《纪梦》中曾回忆旧家族当年人丁兴旺，经济富庶的日子，但后来究竟什么原因而家道中落却不为人知。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在南京度过。曾经和复社中的成员方文以及著名文人顾与治有密切来往。当时正当明代崇祯末年，南京是复社文人聚集的中心，文人们在这十里秦淮的风流胜地结社赋诗，讲学论艺。复社于崇祯二年成立后，以东林之嗣自诩，日渐成了气候，朝廷大臣、文武官员及官宦世家子弟竟相加入，几乎达到几万人，虎丘大会之后，政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于是不断遭到与阉党有关的士人的攻击，也为另一批与东林素有积怨的人们记恨。至明亡前，复社与阉党余孽的相互倾轧及内讧越演越烈，几乎耗散了明王朝仅有的一点元气。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④，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也是当时整个南京文坛的大气候。

    1644年的北京是一座危楼孤城。明思宗无疑是一位勤勉的帝王，但内忧外患已经积重难返，以至农民军攻陷京城时，所有的大臣都为了自己保命弃他而去，崇祯只有杀尽身边亲人孤独地吊死于煤山的一棵松树上。长发掩面，情状惨烈。吴三桂勾引满清异族入关后，连绵不断的战争便开始了，这是一场彻底的大屠杀和大破坏。农民军与满清军队及南明军队，以及各式的杂牌军队厮杀一团。凶猛的满族人为镇压反抗，常常采取屠城政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江阴屠城，一座又一座繁华的城市顿时被夷为平地!清史记载：“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有时，走数百里路，不见一户人家。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

    “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中人的不同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另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侍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当清廷随后施行了怀柔手段并开科取士后，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士子便再也抗拒不了诱惑，耐不住寂寞，争相投怀送抱，成为清王朝的臣僚。

    龚贤就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大气候下。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自然也面对着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双重尴尬与困境。龚贤出身贫寒下层，家族中没有可以依靠的权贵，自身性格也导致他交友不多，而且不擅于趋炎附势。清军入侵使他几乎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并由此开始了早年的飘流。“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是他对自己一生遭际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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