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所推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变革看似与他执政晚期所推行的种种乌托邦思想背道而驰，但有关他的一切并没有被人遗忘，也不能以简单的“过时”论来对其盖棺定论，在底层弱势群体、既得利益者和艺术家那里，有关他的感受是如此千差万别，但是，他注定会、而且已经重新成为一种符码，并将持续地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历史发展和文明前景产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就个人才能和成就而言，毛泽东是一位不二世出的旷世天才，他集多种身份和才能于一身：政治家、军事家、共产党的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并在各个领域获致极为罕见的建树。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任何可以仰仗的政治资源，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他“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何新语)

　　一个政治家不同与政客之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碌碌于一己或某一集团之私利，而前者则主动献身于一种社会理想，在毛泽东身上，这一社会理想集中表现为：致力于创造一个均平的无阶级社会。虽然它的成效远称不上完美，但这一志向却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饱经苦难的民众的强烈愿望，和早在古代就已倡导的理想社会的范式，即《礼记》中的“大同社会”。这一社会理想历经孔子的大声疾呼和后世信奉者的身体力行，早已深入人心。但是除了毛泽东，其余的先行者似乎无一成功。此外，他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得所有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都拥有了土地，而这是中国自帝制国家以来、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首次。

　　他终其一生提倡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社会理想，并一度使这种益他精神成功地渗透到各级政府和平民百姓的内心，并反映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中。据说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期间，河南中部某县委书记在临死前，曾留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遗体可以被分吃，以解救那些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群众。虽说这是一个类似、甚至超乎宗教圣徒的极端案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毛之作为一位国家意识形态的祭司，使得追随他的教徒们，也即共产党员们，如何为信仰而献身时所具有的令人震撼的精神能量。

　　 毛高超的政治艺术，还被不失时机地施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毛在国际社会的主要敌对者，都禁不住为其纵横捭阖的才能和超凡魅力所折服，并为之由衷赞叹。他对“朝鲜战争”的果断参与和奇迹性的获胜，同所谓“修正主义”苏联的断然决裂，以及1970年向美国敞开大门，变一个两极世界为三极世界，无不显示出他对当时两个主宰世界命运的超级大国的抗衡意志和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的才能。此外，由他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给了中国一个可以与当时最发达国家分庭抗礼的国际定位，并自命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言人和价值体现者。

　　军事方面，毛泽东将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发挥至出神入化的地步，由他总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十倍之兵力，围而歼之”等军事思想，和“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持久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模式，使得战争得以超越单纯的暴力对抗而进入艺术的境界。

　　作为一名军事行动的具体决策者，他比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兵圣”——孙子，更有现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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