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是最照顾“东亚病夫”面子的西方学者，他不但把“四大发明”归功于中国，还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于是《天工开物》也就可比《百科全书》的。其实，这样一来，中国人更没面子。几大孝子、几大贞洁烈女、几大忠臣、几大奸臣、几大美女、几大名妓、几大杰出青年，几大模范教师，中国自己都评的出来，惟独“四大发明”，不但自己评不出来，连知都不知道，还要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中国是治史最早的国家，传记史、编年史、通史、文史、画史、党史、家谱、县志，惟独科技史要列强来帮忙。中国的古代经典“四书五经”连《棋经》都包括，惟独《天工开物》要这个姓“李”的约瑟先生钦点。中国的古代学派号称诸子百家，惟独这位中国的狄德罗要洋大人提名。

　　这并不是这位“李”姓洋大人高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处在入世+出世的文人结构和价值体系中，设若他也出自这潭“污泥”，他也只能主持几大孝子、几大模范教师的评选活动。只有在西方工具理性的价值体系中，他才会研究与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并在他所属的价值体系中找到与宋应星相对位的人物狄德罗。任何伯乐都不是偶然的，能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必然出在养马、用马、画马、写马、重视马的大环境中，如果像今天这样，“马路”上走的已经不是马，“马力”也不是指马的力气，那么，即便是有伯乐这种识别马的天才，也不会被当作判断力的化身。所以，首先是“有马才有伯乐”，然后才是“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如果马是“结构性缺项”，伯乐也必然是“结构性缺项”。李约瑟生长在和狄德罗一样的价值体系中，当他把目光移向中国的时候，也必然选择和狄德罗相似的人，和《百科全书》相似的事。

　　军事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因为它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只有冠军没有亚军的较量和to be or not to be的宣判。李约瑟把火药算做四大发明之一，从军事角度来看，就是这项发明为战争从冷兵器时代转变为热兵器时代提供了技术前提。但这个转变并不是来自火药的故乡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这个转变的受害者。中国也不是没有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孙子兵法》甚至成了美军的经典，并经得起伊拉克战争的考验。显然，问题又是出在价值与评判系统上。火药只有和机械逻辑和相关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热兵器，这种结合的动力则是西方的唯物主义军事观，表现在武器装备上，就是我们都熟悉并且批判过的“唯武器论”，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古德里安的“闪电战”，以及我们熟悉的“军备竞赛”、“核威慑”、“核裁军”，都是西方唯物主义唯武器论的具体体现。但“唯武器论”并不会自动利用机械逻辑，而需要通过一个运做机制和有创造力的科技人员来落实，于是西方变产生了不断创新的军火工业。中国古代军事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军事思想是主张“攻心为上”、“上伐谋”的唯心主义“谋略论”，在这种价值体系中，胜出必然是以诸葛亮为代表大谋略家及其谋略代表作“空城计”。“调虎离山”、“出谋划策”、“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苦肉计”、“鸿门宴”、“擒贼先擒王”，甚至“诸葛亮”这个名字，都在非军事领域得到广泛使用。三国“三大战役”(官渡、赤壁、彝陵)和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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